天津日报:葛墨林 南开影响我的治学之道

  2019年,正值南开大学百年校庆,忆及来南开卅余年,感慨万千,感恩南开大学对我的培养和关怀。无论何时,祖国要发展,改革需要再出发,科研也需要再出发。我愿将余生继续献给南开,也期冀年轻朋友们,自强奋发,遵照习总书记视察南开时的亲切教导,将小我融入大我,心系国家,艰苦奋斗,开创南开新百年新风貌。

  几十年的人和事,惊鸿一瞥,不足以备述全貌。但我想,无论如何,我们这一代人的家国之心、爱国之情,是与南开“允公允能、日新月异”的校训分不开的,这也是南开在艰苦条件下,进行改革开放取得今天这么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我思忖良久,年已退休,鸿篇长文是无法来作了,想来不如回顾个人在南开的一些往事,以亲身经历衷心祝贺南开百年华诞。

  1938年生于北京。中科院数理学部院士。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物理教授。曾任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,战略委员会委员,学风委员会委员,奖励办评审组成员,国际物理中群论方法大会常委,亚太理论物理中心委员,一些国际期刊的编委、顾问,一些国际会议顾问,教育部奖励委员会委员,天津市科协副主席等。

  长期从事理论物理教学、科研。曾以高级科学家、杰出学者、访问教授、讲座教授等名义,应邀在美、加、法、新、意、俄、韩等国及港、台地区从事研究与教学。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、科学大会奖、军队科技奖、国家级教学奖、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、金球奖等奖项。发表文章约200篇,编辑书刊10部,培养博士二十余人,其中有院士、长江学者、杰青、国外名校教授等。除理论物理研究外,目前还承担科技部重大仪器专项,在我国发展极微弱信号探测。

  常言道: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”而我个人的经历恰好相反。从1956年上大学开始,除了出国研究、教学外,一直在兰州大学工作;1986年到南开大学工作,恰好差不多都是三十年。在南开工作时期,正是我学术进步的关键阶段。

  母校、恩师带我走进了物理的大门;但到了南开,得到陈省身、杨振宁、母国光、胡国定等先生的关怀,赶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,使得我在科研、教学方面有了质的飞跃。可以说,没有在南开工作的这三十年宝贵经历,就没有我之后在教书育人、研究工作上取得的成绩。

  1956年,我从北京十三中(原辅仁男中)毕业,响应国家号召,服从北京市教委安排,准备去读兰州大学新设立的核物理专业。但阴差阳错,其后我并未分到核物理专业,而是读了理论物理专业。在兰州,遇到了我的老师、1957年刚从苏联回国的段一士先生,初窥物理精妙;后来,由于对拓扑荷的讨论,1977年结识了杨振宁先生,在他的帮助下,多次赴美研究、教学。

  1985年,陈省身先生创立了南开数学研究所(现陈省身数学研究所),他委托杨振宁先生在该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。我被杨先生推荐给了陈省身先生、母国光校长、胡国定先生,帮助筹建理论物理研究室。当时母校长、胡先生非常欢迎我来南开工作,特别委派当时翁心光副校长赴兰州大学商量调动的事情。兰大积极合作并给予了大力支持,决定先把我爱人和孩子的户口转到南开,其后再办理我的行政调动手续。现在看来,南开这种引进人才的做法是件创举。可以说,无论是兰大还是南开,这种胸怀和气度,都特别令人折服。

  来到南开后,母校长、陈先生亲自关照,很快解决了住房。当时校长掌握三套住房,让我挑选。我表示,哪套都可以。令人感动的是,事后我有机会去母校长家中谈事,居然发现给我的住房面积竟然超过了校长!而当时胡国定先生住房面积也不大。此外,还有件小事,我拜见陈省身先生时,他说有事他会打电话给我,我顺口说家中还没有电话。过了三天学校就派人来家装了电话,母校长还特意来电话确认此事。每每想起这些,都不由令人感慨,尊重人才、重视人才,是南开历年发展的特色。

  来到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开展工作后,杨振宁先生为我们选定了研究方向,可以概括为与物理密切结合的数学物理分支。十余年间,杨振宁先生每年都在理论物理研究室投入大量精力,悉心指导我们的研究,并提供了许多经济上和出国交流的机会。

  到南开后,我去见陈省身先生,他说他办所的方针是九个字:“少开会,无计划,多做事。”问及研究方向,他指示得很清楚:“就做振宁的方向,谁不做就走。”这里我要强调的是,上世纪80年代中末期,南开大学引进陈省身先生建立数学所,是件改革的创举。上至国家领导层下至原国家教委都非常支持。当时该所直属国家教委,人事由南开负责。当时不少事,包括筹建理论物理研究室,都是我们给国家教委直接呈报的,真正是体制创新,新事特办。这些做法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。

  由于陈省身先生亲自推动,国家大力支持,南开数学研究所很快成为我国数学的中心,进而促进了我国数学事业的蓬勃发展。办所的方针是“立足南开,面向全国,放眼世界”,在陈先生、胡先生等的推动下,国家非常重视。2005年,数学所更名为“陈省身数学研究所”,已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中国重要数学中心之一。

  一开始,由于我行政关系并未完全调入,面临一个现实问题:几位从兰州大学招收的研究生如何在南开做研究?学校特别批准拨给宿舍,让他们和在南开招收的博士生一起在南开生活。这样,我们在新涉足的领域边学习、边探讨,教学相长,按杨振宁先生的建议循序渐进。博士生毕业后,杨先生又资助他们赴美国纽约石溪大学工作一年,对他们个人的提升是全方位的。可以说,学校领导和数学所给了我们非常宽松的治学环境和优良的研究条件,让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水平能够迅速提高。

  在我们进入新领域的初期,杨先生1987年请来了俄国科学院院士、列宁格勒学派创始人法捷耶夫(曾任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)来南开讲演。当时陈先生、杨先生、法捷耶夫在南开会面,称为“三星汇聚”。自此,我们开始进入当时国际的新领域。这期间学校领导一直以革新精神,对数学所以及理论物理研究室的许多具体事务,打破常规一事一议,让我十分感动。

  从1990年开始,理论物理研究室厚积薄发,开始迎来收获了。从科研成果方面,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章,可积系统这个数学物理领域在国际上也打出了名号;从教学育人方面,涌现了薛康(吉林省政协副主席、原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)、孙昌璞(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)、李有泉(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、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)、苏刚(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、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)、匡乐满(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、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)、刘雄军(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)等一批热爱祖国、勤奋工作的物理学人。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,几乎每年都举办国际会议,学校在各方面都给予支持。包括阿蒂亚(英国皇家学会会长、菲尔兹奖得主)、琼斯(菲尔兹奖得主),邓肯霍尔丹(201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)、和达三树(日本物理学会前理事长)、戴森(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)等五百多位国外学者曾参加理论物理室的大小国际会议。比如2002年大会,国外人士就出席了250多位,而平时出席工作会议的一般在几十人左右。按杨振宁先生的要求,凡是科研中解决不了的问题,就把世界上这方面最权威的学者尽量请来,这很有效果,常常是工作会议讨论后大大促进了我们的新成果。

  如果没有学校开创思维的大力支持,就不会有理论物理室这一段时间的蓬勃发展。当时,陈省身先生、胡国定先生每年在经费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,陈先生的“少开会,无计划,多做事”原则,给予了我们充分的自由和尊重,可以说,这种宽松自由的研究氛围,在国内是少见的。而每当国际会议需要支付美元时,杨振宁先生都要亲自带来现金给予支持。

  南开在理论物理室、数学所背后,默默支持着我们。举一件小事来说,当时在国内要办场国际会议,与会人员的餐标要分国际与国内人员两个标准。比如国内人员伙食费补助只有5元,而国外学者则补助是30元。因而国内不少地方在会议用餐时拉个帘子,区别对待。数学所、杨先生帮助筹到经费,想方设法要让所有与会者一视同仁。学校很痛快地给予了支持,最后顺利进行。大家排队吃自助餐,包括杨先生也同大家一样拿盘子排队取餐。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就能看出,南开大学对于我们的支持,不仅有大的政策、资源方面的倾斜,更是足够耐心,倾听我们的诉求,并做好细微之处,这其实是相当难得的。

  1995年之后,清华大学邀请杨振宁先生筹办高等研究中心。他从小就在清华大院里长大,也是他的母校,因此也很有感情。从那时起,杨先生的精力主要就转移到了清华。当然,一有机会,他还是会挂念着南开,一有时间回国,必从北京坐车来“宁园”看望陈省身先生,并与我们讨论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发展。

  在来南开后的这些年,也是我个人学术走向成熟的黄金时期,理论物理室的工作氛围以及学校的支持,是很难复制的。得到杨先生和国际同行的认可自然是一件光荣的事情,而南开大学的人尽其用,突破旧框架发展新方向的思维,真正体现了“日新月异”的校训。对我个人而言,更是觉得南开求贤若渴,对人才关怀备至的传统令人感动、感恩。2003年我历经一些波折后当选中科院院士,也印证了当初决定的正确,如果不来南开,可能不会有这个结果。

  可以说,陈省身先生所说的“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”,侧重的是对他年少意气风发时的青春追忆;对我而言,“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”,意味着我个人精力、事业的黄金期,主要是在南开度过的。我感谢南开这片沃土对我的滋养,南开求实奋斗,不事张扬的朴实学风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和学生们终生的治学之道。我也很幸运地因为在南开,与陈省身先生、母国光校长、胡国定先生、范曾先生等众贤达产生了这么多的交集,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。

  2019年1月,葛墨林院士正式退休,鉴于他尊崇的国际学术地位、高洁的师风品行,南开大学周海冰智德基金与南开大学张文中基金一致同意,将2019年度本基金的“杰出贡献奖”授予葛墨林院士,以表彰他为党和国家的科技事业、教育事业,为南开大学、南开大学物理学科、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。颁奖典礼于6月8日在南开大学举行。

  葛墨林1938年生于北京,1950年到1956年就读于北京十三中学(辅仁男中)。1956年考入兰州大学物理系,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段一士教授,1965年从兰州大学理论物理专业毕业,获得研究生学历。随后留校任教,从事科学研究,先后担任兰州大学物理系助教、副教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 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,葛墨林与导师段一士先生合作,完成了一篇关于理论物理的论文,获得学界好评,引起著名数学家谷超豪先生的关注。此后不久,杨振宁先生经上海参观敦煌,谷超豪先生向杨振宁先生推荐了在兰州大学的段一士、葛墨林师徒。杨振宁先生到兰州大学会见了二位,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赏。

  1980年,在广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,杨振宁先生邀请葛墨林到他的研究所工作访问。1986年夏天,杨振宁先生约葛墨林到北京饭店见面,对他说:“陈省身先生邀我在南开数学所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,我想去南开看一看,再作决定。如果我在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室,希望你去那里工作。”当天午饭前,葛墨林有幸第一次见到陈先生、陈师母。在餐厅入口处,杨先生向陈省身先生介绍葛墨林,陈先生当场说:“我是不是可以现在就给你签聘书?”

  1986年秋,葛墨林加入南开数学所,筹建理论室,他开始转入杨巴克斯特方程、非线性统计模型和数学物理性质的研究。经过十余年闷头拼搏与学生们教学相长,理论室在国际上占据了一席之地,在我国物理界首先引入量子代数,与扭结理论结合,探讨了相关物理。在此期间,葛墨林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一等奖两次、二等奖两次,被选为天津市劳动模范,1997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和柏宁顿金球奖。他在2006年被特邀去布鲁塞尔出席了索尔维工作会议。迄今为止,我国只有郝柏林、葛墨林两位先生有此荣誉。

  自本世纪开始,葛墨林将杨巴克斯特方程与量子信息联系起来,促进了国际上这一方向的新发展。同时,他10年前把压缩感知理论引入中国,并应用于极微弱信号探测。

  在南开,葛墨林从事物理教学研究,教过许多课程,包括电动力学、量子力学、量子场论、广义相对论、规范场论、高等数理方法、量子力学前沿问题等。理论室曾举办过十几次国际学术会议,对研究生的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。即使在七八十岁高龄,他还一直活跃在各高校报告会、各种科普活动中,既埋头于自己的研究,又不忘普及科学知识于基层和社会,给人留下平易近人、务实热情的先生形象。